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，源于农业合作化中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,，是农村公社化构建政社合一的组织体系。[2] 在国营农场中，它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；在农村，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， [1] 实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。[3] 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，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，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。

  对出生在八十年代后的人来说,“生产队”成了他们心里的疑问，成了故事。我们的祖国自成立起就对农村实行过几个生产组织形式：先是土改，将封建地主等人的土地，予以没收，分给没有田地或是田地太少的农民，由农民各家各户自行种植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。

  接着的互助组，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合作社。农村最基层的生产组织渐渐地变成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组织形式，叫生产队。生产队上面是大队，大队上面是公社，公社上面是县。一九六O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实行“四固定”政策，大概的意思是土地，人员，劳动工具和生产分配都固定到生产队具体组织进行。生产队是最基层组织，队里有指导员（员担任）、队长、会计、出纳、管水员、民兵排长、妇女代表、仓库保管员为领导成员。生产队由一些范围的农民家庭组成。队里的所有成员有个共同的名称叫“社员”。那时队里种什么，发展什么副业都是队里成员商量统一后，再召开社员大会，取得社员大多数人同意后进行。农民去做什么工作，都是生产队长安排，有一起出动的，也有三五个人去的。但干什么都有定额，干多得多，干少得少。完成定额工作回来后，晚上拿着计分本（叫“工分薄”）去记工员那里计算工分。计分员同时将社员劳动的得分（工分）记录在队里的记工账本上。一个月一个月的统计，并和社员手里的工分薄核对。这些工分，就是生产队给社员分配粮食等实物、钱财的根据。那时这些工分薄在商店里有卖，生产队统一购买，社员人手一本。

  那时生产队每一季水稻收获完毕。就结算一次社员的工分和队里的实物收入。将实物收入折价成钱，再将社员的工分也折算成钱。收入多那年工分值就高，实物收入少工分值就低（按现在的说法叫“含金量”）。从工分值的高低，就可知道一个生产队的成绩好坏。一般一年结算两次，即年中年末各一次，年中那次叫“预算”，年末那次叫“年终结算”。预算与结算的分别在于，年中时为确保一些社员，不至于因劳动工分不足，造成生活困难。但到了年末就要算清了，不能让勤劳人吃亏，懒人享福。

  那些年代，人民币的币值高，猪肉八毛钱一斤，几毛钱就能买一条一斤多甚至两斤重的鱼。八分钱在街上能吃到一碗二两没有肉的米粉，大家叫这为“素粉”。一毛八能吃到二两有点肉片的米粉，叫“有菜粉或肉粉”。现在一块两块钱一包的“鱼眼糖”是五分钱一包。相对于现在路上见一分甚至一元钱掉地上，没人捡的现象是没有的。那时流行的一首儿歌《我在马路边，捡到一分钱》的歌词是很好的见证。一盒火柴两分钱，补衣服用的针一分钱能买两根。一盏小水油（煤油）灯五角钱。大家穿的衣服用的布料，是凭生产队发给的布票去购买后，找车缝店师傅裁剪缝制的。车缝店也是街上生产队的集体副业组织。布料价钱相当便宜，还都是现在人们很追捧的纯棉料。学生上学，小学生的学费是两到三块钱。初中高中分别是四块五和五块钱。小学书本有《语文》、《算术》、《常识》等。我们那时候去学校没什么家庭作业，更没有沉重的书包。多数人的书本都放在学校教室自己坐的那桌子的隔板里。没什么寒假暑假作业。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或几个同学结伴走，不管刮风下雨，还是阳光明媚。没什么父母爷爷奶奶送学接送这一说。

  生产队的种植培养面积是固定的，种植的作物也是相对固定的。我们村是稻作种植区，水田都是种水稻为主。种出来的稻谷要交公粮给国家（就是农业税），记得当时公粮的收购价格，每百斤九块五毛钱。除了公粮还有定购粮，这个定购粮的价格比公粮高，记得是分品种定价的，优质稻谷能有17～22元一百斤。价格决定种植，很多生产队为了购粮多卖些钱，纷纷种优质稻。如有一种叫“特眉”的好像能卖三十多块钱一百斤。公粮购粮都达成目标后再卖给国家的叫“双超”粮，卖双超粮给国家除了得到粮款，还有奖励品和购买单车、缝纫机等物的购物票。这个双超粮的价格比购粮还高。生产队种田地的肥料，去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购买。那时肥料有尿素、麟肥，钾肥。也有杀虫用的农药，主要是乐果、滴滴涕、敌百虫等。记得开始一包（一百斤）尿素不够二十块钱，还有碳酸氨，硝酸氨（听说硝酸氨会爆炸），大家对它凝结后怎么散开有点为难和麻烦，很少买。还有一种液体肥料叫氨水，这东西供销社建有专门的储藏设备。生产队去买回来一般都是买回来就用，不能留，用时先兑水稀释，不然稻根会被烧烂。它挥发性很大，气味熏人。记得生产队都是水稻到了耘田时去买，社员挑自己家的尿桶去，怕它漂洒，桶口放有几片树叶。后来供销社有价提供薄膜袋装，就不怕挥发了。扎紧袋口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。氨水施放到田里，禾苗是好了，但田里的泥鳅小鱼田螺却遭殃，过不了几年，田里的泥鳅大大的没了踪影。那时还大量使用农家肥。

  我们村那时不到300人，就一个生产队。种的水田有两百多亩，还有旱地近六十亩。旱地种花生红薯木薯等，种花生时，在花生地间种玉米或黄豆绿豆。像黄豆绿豆这种小种植，收获时生产队派些为人比较公道正直的社员去收摘。回来晒干后分给社员，黄豆增产收获量大时，生产队可以由大队出证明介绍信，拿到自由集市去卖。也可以拿去卖给国家粮库，但国家粮库的定价较低。收水稻是大行动，生产队规定收割水稻一亩地给多少工分。一般割倒水稻时，若遇上好天气都让太阳晒一两天再捆成捆挑回来，不然就得上午割，下午就水稻捆成比水桶还粗的一捆捆稻子挑回来脱粒。这个季节大家都忙，都辛苦。加上天气热，天天汗流浃背，很多人的衣服都汗湿几次，穿着热干后衣服上汗迹斑斑，像是盐田里晒干的盐（这说的是收早稻）。挑水稻也有固定工分，分水田远近不同，工分有多有少，但大家都一样公平。脱粒（土话叫“伐禾”）也是定额，伐一捆记多少分都有规定。晒稻谷是专门选定几个责任心强的社员担任。遇上有雨，大家放下手里的活，都跑到晒场去抢收稻谷，这时最累人。收花生是秋天，也是集体出动，大家带工具和中午的饭食去，中午不回家。当年种的花生都是“撬豆”这种豆不能连根拔起，因为它成熟时豆筋已经断了。等它熟透了，用牛和特制四齿耙翻滚上来，社员一字排开，或拿草把做垫，或拿矮凳坐着，一手拿着有点比大桉树叶还大的铁批子，一拨一拨地拨开碎泥块，捡回花生。不让人偷懒还是有办法的，就是工分与拿到的花生重量有关。花生能生吃，队里规定劳动过程中可以吃花生，但不能装口袋拿回家。实际上这个“大方”你也吃不了多少，过一会儿，整个嘴巴都不舒服了，你还吃吗？

  社员在生产队里劳动，生产队分给社员必须的粮食。那时国家规定，劳动力一年最多可以分到每人六百斤稻谷。我们生产队还另外有红薯木薯黄豆绿豆等，不计算在这六百斤基本粮里面的实物。每百斤能碾得大米六十多到七十斤。折算下来一个劳动力一年有四百多斤大米作为基本食材了。若不是特别能吃，应该有剩余。剩余的处置权力就是社员自己的了。碾米得到的米糠社员拿来养猪养鸡养鸭养鹅。多余的大米等东西，社员可以拿去市场上卖。但是每年国家在粮食收购的公购粮没完成之前，自由集市不准自由买卖谷米。有大胆碰上市场管理员，会被没收或以国家定价卖给国家。儿童、青少年，年过六十或有病的人，一年分给多少斤稻谷也有规定。只要能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分配实物，就会家家有余粮。除了水稻，旱地种植的统称经济作物，这些经济作物的收获，除了满足社员需要，生产队可以拿到市场交易。但这种情况很少，主要是管理麻烦。多数时候是，生产队直接实物分给社员，是自己留着吃还是去卖了换钱，社员自己定。我们生产队除了分稻谷，还分红薯木薯等东西，分花生油。这让那些没有旱地种植的生产队社员们很是羡慕。红薯木薯等物在我们这里，多数时候是作为副食品对待的，收回来的红薯经过几个月的闲置阴干部分水分，在寒风凛冽的冬天，猫在家里，吃上三两个煮熟的红薯；四月天，木薯粉加水揉团煎的糍粑撒上糖沫，卷起来切块，很像面包店里卖的花卷，很好吃。吃这么多东西实在是一种奢侈般的享受。那时很少见赌博，即使你赌注是一两毛钱，抓到轻则关到派出所几天，重的送劳教。这样一来参军进工厂就与你无缘了，没人那么傻去弄这个。更要紧的是聚赌的人，一旦查实，结果就两个字“劳改”。被劳改的话那个人身份就由无产阶级的同盟者，变成被管制的人了。尽管这样那时也有犯罪的，不顾很少罢了。

  生产队有个高音喇叭，喇叭连着一台功率比较大的，收录播放一体的收音机。定时播放些正能量的歌曲。还播放国内国外发生的重大新闻，记得当年收听率最高的是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这一个节目。很多国家重大政策、决定和重大事件都是这一个节目首先播出，那时电视机还是稀罕物。

  那时队里的社员劳动，因定额和出勤天数不同，工分也有多少不同。工分多的，折算成钱后，生产队分配的稻谷黄豆玉米等实物之后还有余钱。这些钱生产队直接以现金分发给社员，这叫“分红”。哪家能分到分红钱几百块甚至上千快的，已经很不得了。因为那时物价低啊。建一间泥墙房子（规格6米乘3米，才两百块钱）。如果哪个社员的工分折算成钱，不够队里分配实物的花费。就要自己掏钱补回生产队，这种叫“超支”。一般能从生产队分红的家庭都是劳动力多，人勤快，少缺勤或不缺勤的家庭。超支的家庭多数是家庭人口多，劳动力少，出勤不足造成的。

  能得分红的家庭一般在队里的日子就比较好过，超支户就很难。这些困难户，有的长期不能补足对生产队的亏欠的，生产只好将其应得的实物，比如粮食拿去给国家粮库代管，粮库也给点钱，不过很低（这叫周转粮）。由超支户自己筹钱去粮库购回实物，实在是有解决不了困难的家庭。由生产队领导讨论是否给予超支数额上的免除，或是向生产大队，公社等主管上级汇报，申请困难补助。家庭是军列属、残疾军人的，无儿女或又已经失去劳动力的。生产队按上级规定给予免费分配实物。无儿女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叫“五保户”，无父母的孤儿生产队有能力的，不但免费供应粮食住宿，指定人时常给予照看，还送上学校读书。这样孤儿如果读书成绩好，长大了参军入伍进工厂提干部都优先。很多孤儿之所以成人成才后，积极回报社会，实际是他们对自己受到照顾的感恩。所谓“五保”就是保食、住、衣、医及死亡送终。通俗的说就是“有屋住，有衣穿，生包养，病包医，死包埋”。那时各生产队大队都有卫生室，有培训合格的农民医生。一般头痛感冒一元几角钱就能治好。

  生产队除了种水稻种红薯等作物，还冬种小麦，油菜，烤烟叶等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队里连片种植的玉米将要成熟时，到玉米地搭盖简易的窝棚派人守玉米，防止歹人起意。建猪栏养猪，这些猪很少卖，都是临近春节时，杀了分肉给社员过年。我们村还有榨油坊和榨蔗糖作坊，技艺小有名气。那时村里的男劳动力，没几个不会煮糖手艺的。再不好的甘蔗（有的甘蔗可能是下肥料有偏废，导致榨煮时，糖冷却后不凝结成块。我把这种糖叫“糖淖”）。只要你拿来，我们村的社员都能煮出成块的蔗糖给你。还有孵鸭房，这些副业收入，让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日子过得比较滋润。由于生活好，年轻人找对象结婚非常容易，姑娘出嫁的嫁妆也比较丰厚。那时大队都有卫生室，有从农民中抽出来培训合格的赤脚医生。农民头痛感冒一块或几块钱就能治好。

  那时的生产队做什么工作，都有相应的定额计工分，谁干都一样。“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不得”。对那些勤劳的社员公社、县里甚至省（区）有评比劳模的活动。一旦某人被评上劳模，上学，进工厂，参军入伍，提拔干部会受到优先照顾（由于城乡差别，农村人很羡慕到城市工作）。那时老家最出名的劳模，是宾阳县芦圩公社的韦宝川。他年年能去县里和自治区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，接受大会的表彰。听说有一次他去自治区开会，从长途汽车站出来，上了去自治区会议所在地的公共汽车。由于他普通话不标准，售票员误将“自治区”听为“直直去”，结果车到终点，他下车一看不对呀，再问售票员，才知道闹了个大乌龙。这个韦宝川还是农业科学技术带头人，听说种水稻的产量，年年都高产丰收。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工分值也很高。我读初中时，学校请他来讲述他自己的先进事迹。想不到的是，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民，口才出奇的好。好几百学生和老师，都被他有根有据的言语，风趣幽默的话风紧紧吸引住了，个个听得如痴如醉。

  我家乡武陵公社，那时主要的改造水利农田的战场（那时兴这个词）在马王至武陵之间，宾莲公路北面这几万亩水田里展开。统一划分水田面积，呈大小一致的长方形田块。规定相隔多远就修一条机耕路。以利于农业机械作业，实现农业机械化。几千年来农民都是最辛苦的人群，这群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干活，大家都盼望着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。直到今天，那些水田尽管已经实行农村农业责任承包到户了。当年修的格子田还在，机耕路还在，有些甚至在早几年已经进行路面水泥混凝土硬化。

  那时候，县里公社里有很多依靠集体力量，组织农民建设起来的农业基础工程。记得宾阳的所有大中小型六百多个水库，都是上级决定项目后，把需要的劳动力层层分解到生产队。由队里组织社员自带劳动工具和粮食去参加工程建设。各生产队或大队为单位，组织食堂保证劳动的人干完活有饭吃。来回路太远的就住在工地附近的村，住的房屋都是免费提供，房屋不够住，就搭茅棚。现在大家熟悉的清平水库、桃源水库的拦水大坝；联通宾阳上林两县的五化干渠。还有幸福渠，东方红提水工程。都是成千上万的，来自县里各公社生产队的社员们肩挑泥土，一担一旦地垒起来的，用锄头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。那时常常见到，成群结队的农民队伍，撑着红旗，带着行李，高唱着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歌曲向工地进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