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奉第一性原理的马斯克，亲手缔造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生产帝国——上海超级工厂。在这间工厂，不到40秒就可以下线一台新车，效率之高，令业内侧目。特斯拉工厂周围，驻扎着一众零部件供应商。一个零部件从供应商发货，到抵达特斯拉工厂，最快只需一小时。距离特斯拉最远的供应商，也不过四小时车程。在上海临港，一个高效、完美的生产闭环，为特斯拉遍布全球的用户源源不断地供应生产。

  这样一个庞大、极具效率的大厂，吸引了成千上万渴望来此逐梦的年轻人。然而，等他们真正身处其中，才发现每个人仅仅是这个大厂里的一个工具人，除了机械地重复固定动作，很难学到技术傍身。随着裁员的风席卷上海超级工厂，这些年轻人的梦，终是醒了。

  特斯拉的流水线岁的工人付一楠无数次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他在总装车间工作，这里是特斯拉工厂生产的末端。在这里，车辆进入最后的装车阶段，工人们拿着机枪不停地打螺丝，把各种零配件和车身连接在一起，创造出特斯拉不到40秒下线一辆新车的神话。

  这里也是整间工厂工作强度最大的地方，有工人被调岗到这个部门，累到直接离职。供应商派来的驻厂维修工冯宝说，总装车间的维修优先级排在最前面，原因是不能耽误车辆下线，“休息的时候，总装工人连呼吸都带着喘”。

  此前，为满足高涨的订单量，特斯拉车间一直实行两班倒、12小时的工作制度。早上7点和晚上7点，是人流集中出现的时候，工人们在这两个时间交班。在工厂奋战整整12个小时后，穿着黑色工装的年轻人带着满身疲惫，离开这个86万平方米、相当于120个足球场大小的庞大工厂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批工人分毫不差地卡进工位，开始又一轮长达12小时的生产周期。

  进入2024年，价格战频发，特斯拉也卷入其中。为提升销量，特斯拉的售价一降再降，这严重拖累了它的毛利率水平。特斯拉发布的2023年财报显示，2023年第四季度，特斯拉的毛利率从上一季度的17.9%下滑到17.6%，跌破了20%的健康红线%。

  为了对抗毛利下滑，特斯拉不断将降本增效发挥到极致。传导至庞大企业的最末端，每一个工人都不得不面临降本增效带来的疲乏。

  车间里，一些微妙的变化接连出现。先是今年4月，工人们发现，假期慢慢的变多，工时不够，拿不到加班工资。到5月初，班长直接通知，从原本的12小时工作制度调整为11个小时，大家可以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了。

  提前下班，却没有人开心。付一楠说，原本，一个车间班组的产量是530台-550台之间，现在工时减少一个小时，但产量却依旧能达到500台以上。这意味着工时减少，但工作量更大了。

  付一楠比往日更感到疲惫，下午，特斯拉会给工人们提供下午茶，每两个小时有10分钟上厕所的时间。如今，活儿干不完，产线不停，“福利”也都变成了摆设。“吃加班餐和上厕所的时间都没了。”至于缺少的工时，反映到工资上，就是只能拿到五千多元的底薪，和巅峰时期月入8000元形成鲜明对比。由于假期变多，上班时间减少，达不到底薪所规定的工时，工人们甚至还被通知“倒欠特斯拉三十多个工时”，如果下个月有加班了，再还回去。

  干活的人也变少了。刚来特斯拉时，工人吴峰所在的班次有13个人，有两个活动岗——流水线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停下，当有人想上厕所、手头的活计出现故障或处理其他杂事时，可以举手示意，这个时候，活动岗的人立刻顶上。

  但自从去年年中，活动岗的两个人离职后，他们的位置始终空缺着，再也没有招过人，班组人数缩减为11人。在这之后，吴峰再也没有在上班时间上过厕所，班长要求工人们自己控制好，“不然就只能憋着，等实在憋不住了再叫他”。吃饭的时候，甚至没有多余的人去帮忙打包，大家只好跑着去排队。

  工厂里，聚集着最拼命的一批年轻人，只要钱给够，特斯拉就是最优的选择。行情好的时候，即便累，大家心里还有盼头。

  吴峰记得，2022年，他刚来特斯拉时，正赶上年中的产能扩张期。那段时间，特斯拉二季度交付量下滑，导致下半年整体交付压力增大，马斯克果断将上海工厂扩产。完工后，上海工厂的年产能超过了75万辆，“特斯拉全球第一大超级工厂”的头衔在彼时加冕。

  那段时间，工人们成为特斯拉奇迹的承压者。班组内部的大屏上，即时显示着每个班次的单日产量。吴峰眼看着，自己所在班组的产量从1020、1030台，一度增加到1080台。而每增加10台，都意味着产线工人每一个动作之间的间歇被缩短。

  高压之下，有工友体力不支，“啪”地一声倒在流水线上。这个时候，班长会给工人们发盐汽水，补充体力。人力的极限也被摸清了，产线的速度立刻被调慢一些，KPI也下调了几十台。

  即使看过工友倒下，吴峰还是没有离开——特斯拉愿意给予丰厚的回报，令人难以拒绝。他快30岁了，一直没有成家，去年，他相了几回亲，总算能步入家庭，对金钱的需求更加迫切，哪怕是在频繁昼夜颠倒的调班中失眠，吴峰闭上双眼，脑子里也只有一件事：怎么赚钱。

  吴峰计算过，在特斯拉，每个月有5300元的底薪，加上奖金、提成，一年能挣十几万，这几乎已经是国内汽车工厂的薪酬天花板。“一天能赚三百多块钱，你去别的工厂能找到吗？”进入特斯拉之前，吴峰在富士康工作过几年，一个月到手不到六千。

  凭借高薪，在临港，特斯拉工人一度成了“富人”的象征。在工厂西三门开餐馆的张耀，能够清楚地分辨哪些工人来自特斯拉，哪些不是。工服是最简单的要素，除此之外还有购买力，他指了指面前的几个大肘子，128元一个，60元一斤，多数时候，只有特斯拉的工人能买得起。吴峰总是能听到老员工们，讲起以前的福利，“涨工资都是几百几百地涨”。此外还有股票奖励，2020年进入特斯拉的陈珂说，自己拿到的股权，在最高点的时候抛售掉，换回了70万元人民币。

  一种强烈的落差感出现了。吴峰的月薪是5300元，在入职之前，HR给吴峰的承诺是一年有两次涨薪机会，但实际只有普调时涨了一次，涨幅也只有2.5%，相当于涨了不到200元。

  去年年底，年终奖要根据平时的表现来评，A级到E级五个等级，能够达到A绩效的人寥寥无几。吴峰得到的绩效评级是C，是最普通的等级，能够拿到1.2倍年终奖，算下来不过6500元左右，据外媒报道，特斯拉也不再向员工们提供基于绩效的股权奖励。

  在人们的认知里，工厂的流水线工作是枯燥、乏味的，老牌工厂富士康一度被称为“养老康”，因为它强度低、赚得少，工资总能按时到账，足以维持温饱。

  但没有人会用“养老”来形容特斯拉上海工厂。2020年，特斯拉中国工厂在上海临港落地投产，比人们耳熟能详的富士康整整晚了十年。更加年轻的特斯拉工厂，迅速取代富士康，成为最受瞩目的制造基地。短短一年，就有超过19000名青年劳动力慕名而来，组成了一个年轻、躁动的超级工厂。

  这家工厂从诞生之初，就被贴上了高效的标签。比如，仅用200天时间，厂房就在满是芦苇荡的荒野之地拔地而起。项目承建方的项目经理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：“这个项目只用了同类工程的一半时间。”

  这种高效，体现了特斯拉创始人埃隆·里夫·马斯克（Elon Reeve Musk）本人的绝对意志。《马斯克传》里记录过这样一个细节，在Model S生产期间，马斯克向全体员工发出一封名为“超级硬核”的邮件，要求员工们迎接“超高强度”的工作，原因是，只有采用这种大多数人从未承受过的强度去工作，才能颠覆一个行业。

  这位疯狂的领导者，将自己的意志从上到下灌输给特斯拉体系的每一个阶层。2017年，Model 3 启动量产后，生产速度不达标，特斯拉深陷产能地狱。为了推动生产尽早驶入正轨，马斯克亲自督战。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，这位工作狂人干脆搬进了工厂，在车间打地铺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。“带着疯狂的小伙伴每周7天、每天24小时保持集体冲锋的状态”，《马斯克传》的传记作者感叹，这真正“体现了马斯克在公司要求大家达到的‘不要命’的工作强度”。

  为了跟上马斯克的节奏，工厂的劳动力必须是身强体健的年轻人——只有足够年轻，才扛得住一周一次的昼夜颠倒。“刚适应夜班节奏，又要倒回白班”，工人付一楠说，为了倒时差，不少工人选择下班后去网吧上网，算下来，就是24个小时不眠不休。

  而负责机器检修、货物承运等工作的供应商，也按照特斯拉时间运行着。他们的一天同样被分成两段，与特斯拉员工保持同频。一位供应商员工描述自己的工作节奏，就是“跟着特斯拉走，特斯拉一直上（班），我们就一直上”。

  马斯克不能接受时间被浪费，这位最懂制造业的卷王，就这样打造出一个不断探索极限的超级工厂。

  打开特斯拉工厂的地图，冲压、焊装、涂装、总装等生产车间紧密贴合，并没有设立存放货物的区域，也没有存储环节。比如，电池车间制作完成的零配件，会立刻流入总装车间，每个工种可以无缝衔接，极大地节约时间。

  这给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入职两年的特斯拉工人吴峰说，他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戒状态，当上游的零件流动到手里，拿起来的第一个动作是检查，然后再组装，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，不会多耽搁一秒，时间久了，已经形成了一套肌肉记忆。

  在过往的媒体报道里，惯于向空间要时间，是特斯拉高效运转的秘诀之一。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对午休30分钟时间的极致利用——特斯拉的食堂没有单独设立在车间外，而是均匀地布局在产线附近，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工人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餐厅，在30分钟内用餐完毕，重回产线。

  而在进入工厂之前，这些来自供应商的汽车零部件，都暂时存放在巨大的集装箱存放点。存放点设置在工厂外，和厂区仅有一条马路之隔，分为南北两区，数百辆货运车辆停放于此。这大大节省了工厂内部的占地面积。根据36氪测算，特斯拉工厂能够做到亩产580辆车，而作为对比，国内汽车工厂的亩产仅100-200辆左右。

  集装箱存放点与生产线是这样紧密合作的。当产线岁的运输工人秦迪，会接到送货的邮件指令，随之调动短途运输车，抵达相应的道口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零部件进厂、卸货、离开一套流程，物料即取即用，丝滑流畅，不会有任何时间被耽搁。在特斯拉内部，这被称作Warehouse On Wheel（轮子上的仓库），厂区内随时有超过2000辆物流车来回穿梭，相当于两千个流动的仓库。

  工人秦迪的工作岗位在工厂外，负责对进厂的货物和货车进行提前排查——来自供应商的长途货运车抵达之后，第三方承运商将在厂门口完成集装箱检查、货物清点、货物破损处理等工作，相当于把一众杂务，直接在工厂外一站式解决。

  工作一年，秦迪几乎没有进过特斯拉的厂门。这听起来有些荒诞，但却可以被看做是一种“荣誉”。这意味着，秦迪的所有工作都已妥善解决，不需要进厂处理，“一点都不耽误里面的事情”，秦迪说。反之，如果排查不到位，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故障，以至于在工厂内部造成延误，那就是出了大问题，故障车会被火速拉离现场，回到停车场维修，不会造成厂区内交通堵塞，甚至耽搁产线运转。

  至于停线，在特斯拉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在工人冯宝的印象中，停线只发生过一次，那是某次夜班，由于检修没跟上速度，产线停了十几分钟。但就是那十几分钟，令所有特斯拉员工如临大敌。已是凌晨12点，特斯拉的相关工作人员一个电话将冯宝的上级领导叫来厂里，“骂了半个小时”。

  在那之后，冯宝更加感知到特斯拉时间的珍贵，他维修的手速变得更快，也开始用汽车的下线时长去衡量时间的价值：“人家（特斯拉）的一分多钟，就要生产两台车的。”

  在更多外人无法窥探的细枝末节里，“特斯拉时间”发挥着巨大的效用，它助力这座工厂成为现代化的生产范本。在过去的2023年，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了94.7万辆汽车，超过特斯拉全年交付量的一半——尽管从面积上来看，上海工厂不过是美国奥斯汀工厂的十二分之一，墨西哥蒙特利工厂的二十分之一。

  特斯拉的高效运转，帮助它跻身全球新能源车头部梯队，并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。

  首先，是嗅到商机的商户闻风而来。聚集在上海工厂西三门的商贩们说，最早来特斯拉的时候，临港的工人多得不得了，有工人给特斯拉造车，有工人给特斯拉建厂（二期工厂）。一位餐馆老板至今还记得那盛况，一到下班时间，“乌泱泱的人涌出来”，拥挤到连腿都看不着，小吃一条街灯火通明，喧闹到深夜。

  后来，为了规范管理，商户们被集中到一片厂房里，相关部门提供了40个摊位，一度吸引了超百位商户前来竞争，僧多粥少，大家只能摇号竞拍，谁摇到，谁开店。

  与工人、商户一同涌向临港的，还有零部件供应商。追求极致高效的特斯拉，选择供应商的核心要义，就是足够近——2007年，马斯克曾经全盘梳理过一次零部件系统，发现运输过程异常繁琐，从日本来的锂电池，需要运往泰国组装成电池包，再去英国被放进汽车底盘，兜兜转转一大圈，最终进入特斯拉的装配厂，成为一辆整车。整个过程需耗时长达9个月，成本有多高可想而知。

  这不是马斯克想要的，他迅速调整了特斯拉的供应链体系。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，特斯拉把供应商与其工厂的距离控制在4小时车程以内，比如美国加州工厂和电池厂商的导航距离仅为4小时10分，被称作“四小时朋友圈”。

  中国的供应商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诉求。早在2020年，就有超过10家供应商入驻这片自由港，还有企业不惜通过收购临港工厂的方式，来换取更靠近特斯拉工厂的位置。在这里，招商引资是不愁的，36氪曾报道，为了加入“特链”，临港备受零部件企业追捧，一度发展到“园区挑企业”，必须是人均销售额达到250万的企业，才有资格在此安营扎寨。

  于是，在上海临港，以特斯拉工厂为核心，形成一个完整而高效的生产闭环。承运商员工陆家所在的公司，负责为特斯拉运送零部件，据他透露，从抵达供应商处开始计时，完成上货、运输、下货一系列操作，最快只需要一个小时。

  在制造业里，效率的提升总有代价。一部分管控成本的压力，落在了承运商身上。每年，特斯拉会展开竞标，选择报价更低的承运商，想拿到特斯拉的大单，就要直面价格战的压力，降本增效已成为常态。例如为特斯拉提供轻量化解决方案的旭升股份，在得到特斯拉的订单之后，毛利率反而降低8个百分点，原因是为Model 3供应的产品毛利率进一步降低，而Model 3销量增多，导致旭升的利润反降。

  陆家说，如今，他们只负责20多家供应商的物流运输工作，“很多订单被其他公司抢走了”。冯宝的公司为了中标，留在“特链”，今年报出一个极低的价格，低到“利润太少，别人都懒得做，懒得跟我们竞争了”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降本增效也有极限。为了降低人力成本，陆家所在的公司裁了一波人，目标是用更少的人力做更多事情。去年还实行“上六休二”的作息，竞标之后就变成了“上六休一”。为了节省运输成本，在不延误配送的前提下，公司要求司机们“慢点开，省油”，那些远距离订单，比如从江苏、宁波等地发到上海，时效放宽到了12个小时。陆家说，这些订单其实“可以更快送完，比如9个小时”。

  类似的感受，另一名工龄更长的工人陈珂也体会过。2020年他进入特斯拉上海工厂工作，分到了相对轻松的电池班组。原本，组里有18个人，但慢慢地，人数从18砍到了17、15，最后，这个班组成员数量控制在12人左右，再也没减少过。陈珂觉得，这个试探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，目的是“测算出最少多少工人能够拿下这项工作”，但再少，也不可能了。

  包括马斯克自己，也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意识到，高效生产不再是绝对的胜利密码。销售数据暴露出特斯拉的窘境——和以前的供不应求相比，今年一季度，特斯拉生产了43万辆车，但只卖出了38万辆。多达5万辆车卖不出去，只能变成积压的库存。据外媒Sherwood News报道，特斯拉的滞销车已经停满了内华达特斯拉工厂，甚至铺向了美国部分购物中心的停车场。

  销量受挫，马斯克不得不加速降本。今年以来，特斯拉开启了一场大规模裁员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特斯拉员工总数已从去年底的超过14万人减少至约12.1万人，降幅超过14%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战略重心也在调整。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，马斯克透露出All in自动驾驶的决心，他将继续向自动驾驶业务投入100亿美元，并计划于8月发布Robotaxi，一款无人驾驶网约车。

  裁员的狂风，卷起福利收缩、工资削减，一股脑吹向上海超级工厂，吹暗了这座工厂自带的光环。各种权衡之下，工人们用脚投票，不少人打算离开特斯拉。

  在互联网世界的描述里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全球最先进的制造基地。付一楠此前做汽修工，整日和汽车打交道，修车的时候，把整辆车打散、切割、拆成上千个小零件，“大致也能看到一些工艺”。付一楠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来特斯拉工作，除了赚钱，他还能学到更多东西，以后再进主机厂，或者自己开汽修店，都能派上用场。

  但在一个智能化的工厂里，工人们能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。付一楠发现，自己做的工作，不过是几个固定的动作——把零件放好，退到安全区域，按工作按钮，接下来的工作交给机器即可。培训时，这套工作甚至会精确到肢体弧度，比如用怎样的姿势拿件，才不会因为重复次数太多，对身体造成长期损伤。

  来到特斯拉工厂两年，吴峰唯一学会操控的机器，只有手里那把用来打螺丝的无线电枪——在特斯拉，所有电动工具都连接了互联网，能记录工人所有的操作数据。

  吴峰觉得，手里的电枪很聪明，可以自动检测出各种问题，“螺丝钉有没有拧到位，是不是拧歪了，扭劲够不够，它全知道”。一旦出现问题，红灯会立刻亮起来，提醒班长前来排查，吴峰甚至不需要思考哪里出了问题，“继续打下一个螺丝就好”。

  但这让吴峰觉得，自己比手枪更像一个工具，流水线上，重复、简单的工作消耗掉了大量时间，个人能力却几乎得不到任何长进。

  身体付出的代价更是巨大的。特斯拉工人们佩戴着工牌，上面写着：“我们高效聪明地完成工作，我们努力工作，热爱工作，快乐并享受。”但事实却是，来回倒班的工作模式，和“集体冲锋”，带来了超常疲惫和消耗，很难让工人产生并肩作战的荣誉感。一位特斯拉工人形容：“在这里赚的工资，没有一分钱是混来的。”

  随时冲锋的氛围里，工人时常充满紧迫感。28岁的总装车间工人吴峰，在特斯拉工作两年之后，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愈加清楚的认知——这里绝不是养老的地方，“超过30岁就要给你干掉了”。

  吴峰感觉自己正在逼近年龄的底线，因此更加努力跟上特斯拉的节奏。为了不耽误生产，吴峰总是飞快吃完饭，冲回产线。因为上厕所要排队，他甚至能忍着12个小时不去洗手间——上班前排空自己，直到下班。为了倒时差，在一周夜班结束的那个白天，吴峰强忍着困意不补觉，生生熬到晚上9点再爬上床，这样才能更加适应下个白班。

  吴峰的失眠频率在增加，躺在床上时，他总是昏昏沉沉、大脑却持续兴奋，难以入睡，只能机械地在手机上连刷几个小时新闻，直到最终精疲力尽地睡着。由于难以适应这种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工作节奏，吴峰宿舍里的另外3名室友，都在半年时间里离开了特斯拉。

  精神之外，当生活被“打螺丝”填满，一种“原子化”的体验随之出现。由于作息错位，付一楠和朋友们的联系渐少，朋友们下班了，他开始上夜班，朋友们上班摸鱼发来短信，他还在睡觉。付一楠担心自己的回应不合时宜，与朋友们的闲聊越来越少。

  这种状态久了，人会陷入一种巨大的孤独。尽管身在上海，但付一楠从未感受过这个大城市的灯红酒绿。特斯拉工厂所在的临港远离繁华的上海市区，如果从浦东机场出发，需要一路向南，行驶40公里才能抵达临港镇上，这里几乎和外界隔绝。在距离大海不过三公里的临港，喧嚣是稀有的，更多时间里，只有一公里外的海风敲打塑料板材的声音传来。

  来上海之后，付一楠只去过两次市区，一次是生病，胃疼，他请了半天假去看病。另一次是中秋节，他去同在上海工作的表姐家里吃饭。

  那一天，付一楠凌晨四点就起床了，打车到市里要几百块，他舍不得，只能多次周转公交，因此起得比上班更早。尽管天没亮就出发，但到表姐家时，已是中午时分。付一楠记得，那天光是吃饭，他就吃了三顿——他是湖南人，爱吃辣，不习惯工厂的餐食，周边小店的饭菜常能吃出虫子，于是他总吃土豆丝盖饭，便宜、干净、顶饱。

  更多时候，付一楠的生活里没有餐厅，没有娱乐。工人们手机里有个名叫特生活的App，这是特斯拉为员工打造的生活类App，在官方的设想里，工人可以在这里消费、娱乐，甚至能买到买一送一的迪士尼门票。但付一楠说，自己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个App，原因是“要么太贵，要么太远”。

  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，慕名而来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，自己无法从这间庞大的现代化工厂里汲取技术养分，也无法获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想要离开的人慢慢的变多，吴峰说，自己的愿望是特斯拉“赶紧把我裁掉”。付一楠也在等待新的工作机会。能够离开特斯拉，这是期待机器坏掉之外，填满工时的最大念想。